[轉載]「那魯灣」的豐年祭（上）

（全文轉載自《南都网》）

8 月 8 日，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萬眾矚目。據悉，奧運開幕之夜將分為兩個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文藝表演，第二部分是由張藝謀規劃、全程保密的開幕式。其中第一部分規劃 20 個文藝表演節目，台灣原住民歌舞表演負責壓軸，全長約有 3 分 40 秒，是所有文藝節目中最長的一段。

7 月 28 日上午，台灣無黨聯盟立法委員高金素梅率領 100 多位原住民歌舞團，搭乘兩岸包機前往北京。而此時，本報記者正在台灣原住民的老家採訪。

「你一定要去花東（花蓮和台東），豐年祭就要開始了。」

旅途中遇到的原住民朋友，大多會興致勃勃地提到豐年祭，臉上的光芒如同說到聖地朝拜。


為了歡迎大陸游客來台，台東縣已經在 7 月上旬舉行了盛大的聯合豐年祭。真正由部落發起的豐年祭多數在7月中旬才開始，各個部落時間錯開，一直持續到9月底。阿美族的豐年祭最著名，而阿美族人的傳統聚落，以花蓮和台東兩縣最為典型。高金素梅帶領的原住民歌舞團，其團員主要就來自花東。

台灣的西岸，中央山脈山勢和緩，高鐵風馳電掣，從台北到南部的高雄，只要1小時40分鐘；而東岸，山勢峻峭奇險，從台北出發動輒就六七個小時的火車。

從台北出發的台鐵早班車，是黑白片或日式青春文藝片裡的式樣，車很慢，站站都停，有些小站幾乎比公交車站大不了多少。火車上60新台幣一份的「台鐵便當」，紙盒上面印著油畫棒畫的淡彩風景，也是這種慢旅行的招牌體驗之一。

昏昏欲睡中快到花蓮，突然醒來，卻似乎還在夢中：左邊車窗外是煙波浩淼的太平洋海面，右邊車窗則是颱風雨後，蒼翠欲滴的海岸山脈。此生第一次，遇見這樣的奇景。

阿美族的「豐年祭」除了慶祝豐收，還有有著慎終追遠、緬懷祖先蓽路藍縷的重要意涵，如同漢人的「過年」。祭奠上的歌曲是一種難以描述的調子，Naruwan-hai-yan...... 流行歌曲中的「那魯灣」，其實就是來自阿美族的虛詞吟唱。由年齡稍大的男子領唱，年輕的應和，似乎只是幾個虛詞的無盡迴旋，但節奏變化多端，卻毫無重複枯燥之感。輕與重，虛與實，吟唱與呼喊，那確實是一個現代人無法了解的音樂，也只有能直接跟自然與神明對話的人們才能將它流傳。而順時針的輪舞，則根據他們對旋律的理解，變換舞姿，時而矜持整齊，時而瘋狂剛勁。

真實的桃花源

『山谷、樹林與農地，美麗風景背後的原住民生活其實很艱苦，即便在自己的祖居之地仍是社會底層。』

花東以外的人們，堅定不移地要保護這個桃花源和她的慢生活。因此，儘管沿山修築的蘇花公路一遇颱風下雨，就會發生塌方和土石流，規劃了十幾年的“蘇花高速公路”，還是因為要破壞山體和生態系統，環評通不過而終止。而最近台灣行政院長劉兆玄提出的「蘇花公路危險路段替代道路」又引起一片噓聲，儘管計劃施工的路段只有區區16公里，但環保的民意卻讓這個計劃窒礙難行。

花東的勝地分為兩部分，花東縱谷和東部海岸。瑞穗所在的花東縱谷，正在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之間，山嵐在遠處的山谷中蒸騰，順山勢傾瀉，蔓延了近處的樹林與農地。

林玉芬是阿美族，在瑞穗開著幼兒園和一間原住民餐廳，她的太魯閣族丈夫黃聰明是當地報紙的記者站負責人，夫婦倆在本地算是名人。本地成功經營的家庭，很多都是他們的熟人朋友。譬如南邊的舞鶴台地，有曾經獲得國際金獎的茶園，而另一些茶園則恢復了日據時期種植咖啡的做法，品質也不俗。中央山脈腳下質樸舒適的溫泉旅館，可以在大眾池中看星星；河川地上的休閒牧場，頗有北歐風情。

不過，毫無例外地，這些生意成功的家庭，沒有一家是原住民。 

「在現代的經濟活動上，如果說整個社會是研究所程度，原住民就是幼兒園。」

即便在自己的祖居之地，原住民都仍是底層，這也是林玉芬開這家叫「卡粟愛」（阿美語：好吃）的餐廳的原因。餐廳很大，有幾處陳列架，出售原住民的手工藝品和當地農產品，她還希望餐廳可以把原住民獨有的食材，譬如一些野菜，開發出其他民族也喜歡吃的健康食譜，並希望這家餐廳，可以實驗性地支撐起一條原住民婦女的產業鏈：有機種植、餐飲、傳統手工業甚至文藝表演，培養她們的商業能力 －－ 這樣，也許可以探索出原住民在家鄉就業，而不再流浪都市的經濟模式。

不過，理想的模式尚未成為現實。現在餐廳人手很少，只有她在部落大學教過的兩名學生在幫忙，客人一多，她就得親自下廚。

幼兒園運轉很成功，但她期待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－－ 她本希望能收到至少 1/3 的原住民孩子，可以實驗她族語教育和部落傳統講授的模式，但收費較高，原住民家庭付不起，學生幾乎全是漢人孩子；她也希望盡量用原住民老師，卻不能找到足夠合適的人。在盈利和社會責任之間，兼顧二者實在太難。

林說，她曾經「把自己丟掉了 10 年」－－ 那是她的第一次婚姻，嫁入一個客家家庭。婆家不喜歡她是原住民，她試圖忘記自己的阿美族身份和在跨國投資顧問公司的事業基礎，回到花蓮，只想做一個合格媳婦。 10 年之後，離婚後的林，決定為自己的族人做一些事。她開始讀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，這所大學有全台灣第一個原住民族學院。她一邊讀書，一邊在部落大學教各種原住民文化課程。

那本來就是 20 年前的「自己」做的事。上世紀80年代，在台北讀商專的她，是最早的原住民學生運動的參與者。 1980 年她在台北商專成立了「山地文物社」，帶領一幫學弟妹關注原住民文化自覺和傳承；80年代中期，她們組織參與了「華西街雛妓大遊行」—— 那時候的雛妓，大多數是被拐賣的原住民女孩子。

1989 年，她發現部落裡很多原住民進城謀生後，孩子留在老家，隔代教養問題嚴重，她為此去唸了幼兒教育。不過近 20 年後，經過台灣民主化，原住民政策大轉變，原住民尤其是人口最多的阿美族人，仍然是流浪都市打零工，隔代教養沒有改善。

歧視的歷史

『生存的處境和文化的危機感，讓胡德夫、童春慶等在 1984 年籌組成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。』

上世紀80年代，台灣的都市正在大興土木，經濟奇蹟發生在都市裡，發展以城市的工商業為主軸，傳統生計迅速邊緣化，台灣原住民年輕人絕大多數已來都市謀生，是社會最底層。在都市周圍，形成原住民打工青年的聚居點「蕃仔寮」；當時有所謂的「四最」：“最高的鷹架、最遠的漁船、最深的礦坑和最暗的賣身寮”，就是原住民族生活的寫照。

台灣當局對原住民相當「懷柔」。原住民升學可以加分，上學有補助，公務員考試也有「原住民特考」，政府對原住民社區，也做了推進副業發展，改善衛生與教育的工作。

但是，原住民學生不能在學校講自己的部落語言，否則要掛牌子罰站或者罰款。他們不能穿部落的服飾，只能取漢族名字。那時候，對原住民的正式稱呼只按照居住地點不同，分為「山地原住民」與「平地原住民」。這和日據時期「生番」、「熟番」的稱呼類似，都是從管理者的便利出發的命名。而原住民世代居住的山地保留地，都成為國家公園、公營企業和林業局用地，林產不能為原住民利用；而傳統活動的海域，卻因為「國防」等理由不能自由出海。對於沒有私有物權觀念，習慣了在海洋森林之間生活的原住民族，在這個自己被迫適應、不能做主的現代化過程裡，正如原住民運動領袖胡德夫所說：

「流浪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感覺像個陌生人。」

原住民運動領袖、台灣原住民電視台副台長童春慶認為，那些懷柔政策和配套的嚴厲管教，背後是根深蒂固的對原住民的歧視。原住民被看成「落後」和「愚昧」的代名詞。「我們在法律上只是被看成憲法第 135 條的『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』，而非 168 條規定的『邊疆地區各民族』。」數十年禁用母語，很多原住民已經聽不懂自己的族語，語言消亡，就是民族淪亡之時。

生存的處境，和文化的危機感，讓胡德夫、童春慶等在 1984 年籌組成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。胡提議的名稱是他常在各式演唱會上的開揚白：

「我們是原來就住在台灣的民族。」

而人類學者則為其找到一個名詞「Indigenous People」，中譯為「台灣原住民」，新成立的團體通過命名為「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」。

下接《「那魯灣」的豐年祭（下）》

（文：李军；圖：Clint Koehler， jeff~、manginwu、 gaofoto，CC Licensed）